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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照顧好,經濟自然好! 發文時間: 2015/6/23   文 / 楊志良台北 瀏覽數 / 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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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者David Stuckler和Sanjay Basu的新書《失控的撙節》(Body Economic:Why Austernity Kills),完全符合我力倡的「合理漲價、公平加稅、照顧弱勢」理念,令人大感快慰。

作者詳加收集在1998及2008年二次金融海嘯,各國政府瀕臨經濟危機時的作為,對於民眾健康及經濟復甦的影響。由於各國的因應對策相異其趣,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可說是種「政策實驗」。作者比較各國的資料後發現,凡是大幅刪減衛生支出及撙節民眾基本福利的國家,死亡率上升,平均餘命下降。其中以採用「震盪療法」的俄國為最,因大幅減少衛生及社福支出,短短數年內平均餘命從70歲驟降至64歲,且增加的死亡者多為青壯年。

作者比較1998年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韓國,凡接受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金援及依照其指示採取撙節措施者,民眾健康下降,失業後酗酒及自殺死亡增加,更有趣的是經濟恢復也比較慢。反之則不但民眾健康得以維持,經濟恢復也比較快。2008年時亦是如此。作者特別提到瑞典、丹麥、挪威、冰島等國,不管經濟情勢如何嚴峻,仍然對弱勢同胞不離不棄,不但民眾因為獲得基本的照顧,健康沒有受到影響,國家經濟也很快恢復榮景。

此書研究結果與台灣經驗完全吻合,台灣在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上的重大成就,足以做為開發中國家的典範及楷模。光復初期台灣疫癘橫行,衛生環境極差,但因戰爭甫結束,民生凋敝,能夠分配給公共衛生的資源十分有限。當時採行了「廣覆蓋、低水平」的策略,也就是提供全民基本的公共衛生照護,而不追求高端醫學技術與設施。另一方面推行375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提升農民生產力;又以田賦及高價肥料向農民換低價穀物;台糖公司也持續日本製糖會社剝削蔗農的作法,向農民抽取重稅,以扶持工業。

表面上農民吃虧受害,但因政府有足夠的稅收,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及興辦教育,民眾健康獲得大幅改善,其子弟亦得以享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而在一代之間從農民身份轉換為技術工人或白領階級,社會地位得以提升(社會流動),生活也大幅改善,最終仍是受益。

當時的經濟政策造就舉世稱羨的台灣奇蹟,其間雖有白色恐怖的陰影,但多數人都認為明天會更好,因此在60-80年代,農民在選舉時是支持國民黨的主力,反而是都會區的白領階級,對一黨獨大,黨國不分的執政黨很不以為然,凡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會支持黨外民主運動,與今日北藍南綠的局勢大異其趣。

國際上已在在證明,「健康」及「教育」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基石,而人力資本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只要擁有健康及知識,加上政治安定,人們就可照顧自己及家人,社會與經濟自然獲得發展。此不但在西方,在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中國大陸等等均是如此。本書指出的「自然實驗」,顯示IMF及世界銀行採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認為降稅可促進投資及經濟發展,結果是貧富擴大,階級對立,特別是震盪療法是錯誤的,雖IMF終為此道歉,但不知已損害了多少人的健康與性命。

此書稍嫌不足之處,是未能揭示如瑞典、冰島等國,為何在經濟衰退之時,仍能力拒「撙節」,全民願意同舟共濟,承擔高額稅賦,政府又如何抗拒財團不斷要求降稅的壓力,保障全民獲得適切醫療及生活基本保障,只是因政府透明廉能?或是有特殊文化因素?

此書對二派均為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學者大辯論,及IMF的舉措下了結論,因此不但我等公共衛生學子應該拜讀,衛生福利部「長官們」應該人手一冊,特別是只講求產業發展、拚經濟,但從不探討「分配」的財經內閣,更應在閱後深思一番。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2014年2月6日《蘋果日報》網路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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