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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城市與建築,怎能不受文化制約? 發文時間: 2015/3/12   文 / 謝哲青台北 瀏覽數 /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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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都中心大巨蛋BOT案,到內湖保護區變更土地使用,都市開發、環境保護與公共利益再度成為媒體輿論聚集所在,而其中牽扯出來的案外案,更成為街頭巷尾八卦消遣的題材,無論是真相愈辯愈明,或者只是外行人看熱鬧,一時之間,核心問題仍在曖昧中探索。

20世紀初法國文學家馬歇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憶似水年華》曾經寫下:「社會就像性愛,倘苦隨著興趣發展,誰曉得最後會成為如何變態?」

1930年代,建築大師科比意受邀制定巴黎的都市規劃。科比意計劃將奧斯曼男爵在19世紀中葉重建的街區上,所有建物一併拆除,並在市中心興建可容納40萬居民居住在24棟60層摩天大樓,正中央是商業消費中心,高樓的周圍則有綠地供市民遊憩。科比意稱這個計劃為「現代都會」(Ville Contemporaine),也就是後來的「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的雛型。幸好,在法國人們崇尚古老優雅的建築之美,讓許多有識之士大吃一驚,雖然科比意的構想疏散是提高居住密度、改善交通、提供綠地、陽光和空間。但是設計案本身既不適切,也不人性,除了在工程上的可行性之外,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

想當然爾,巴黎市議會駁回科比意的都市重劃案。

後來,科比意的「光輝城市」有另一種解釋-建築師只為了自我滿足而制定出人意表的設計規劃。

當建築師、建設公司、民意機關、政府單位,坐下來討論,提起筆來,敲下鍵盤的同時,他們所描繪出來的遠景是否符合市民的期待,或者是當大家有了錯誤的期待,如何清楚明白地向大眾說明計劃的可行與不可行。

即使專業議題需要專業人士解決,但是,專業人士的天馬行空,有時會為社會帶來無窮盡的傷害。所有的都市規劃、土地開發與建築案例,還是要受到文化的制約與協調。偉大的城市與建築,其實都是在種種限制下求生存而誕生。

看看原廣司所設計的新京都車站主體大樓(1997),就知道有缺陷的開發案所帶來的傷害,遠比你我想像的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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