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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遠方希望的燈火,每個人都可以是改變的起點 發文時間: 2015/3/11   文 / 嚴長壽台北 瀏覽數 / 19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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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代的人,帶著天生無可救藥的使命感,一歲時,我跟家人從上海來台灣,在這塊土地生活超過一甲子,見證台灣的經濟、科技與產業的不斷進化,也看見了教育與文明急待重塑價值。我最大感觸是,現在的社會雖然物質充裕,但比起過去那個一無所有的年代,卻充滿了更多的負面情緒。

台灣從過去到現在,在不同的階段,面臨不同的危機。上一代面臨的是一無所有的環境,只不過這樣的一無所有,反而激發出他們的危機意識與正面改變的決心,大量的精英離鄉背井到國外打拚,從早期庚子賠款,到美國和中華民國建立邦交,持續有留學生出國,後來再經歷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9年中美斷交的國際困境,進一步激化了台灣的危機意識,大家努力耕耘,共同奮鬥,因為這是一個改變自己未來跟家庭生活的依歸。

一無所有時,爭氣走向世界

當上帝關上一道門,勢必會再幫你開啟另一扇窗,如果把機會或幸運當作雲朵,它其實已經悄悄地到來。

60年代開始,亞洲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復甦,日本算是第一個從戰後復甦的國家,美國借重日本厚實的工業製造基礎,發展全球產業,「Made in Japan」是亞洲經濟起飛的第一步,隨著日本經濟飛快地成長,成本也跟著高漲,全球產業必須進行位移,也就是此時,機會的雲朵在70年代來到了台灣的上空。

當年,台灣是亞洲佈局的最佳選項。攤開亞洲地圖,中國與西方世界對立,政策封閉;越南剛打完越戰,百廢待舉;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馬來西亞,政經情勢尚未安定,問題層出不窮⋯⋯,扣除封閉的、有問題的,只剩香港、新加坡與台灣。香港、新加坡固然不錯,但腹地太小,無法發展工業,於是,機會便翩然降臨到在台灣。

這個時候,我不禁要佩服台灣人真的很爭氣!即使沒有邦交,我們仍勇敢提著手提箱走向世界,這種「一卡皮箱」的精神,讓台灣人牢牢握住成為世界舞台要角的機會,也造就「Made in Taiwan」世界工廠的巔峰。

在走向世界的過程當中,台灣自身也產生從極權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質變。如果說民主自由是一條河流,在渡河的湍急過程,台灣一方面有經濟實力作為後盾,使得社會能夠承載顛簸,另一方面有知識份子的力量,扎根自由思想的種子。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帶來了許多一流的知識份子,其實也是造就民主意識的一股重要力量,像胡適、錢穆、吳大猷、傅斯年、殷海光、雷震、柏楊⋯⋯等,加上台灣原有的文人、仕紳,這群人的使命感讓他們有足夠勇氣,挑戰威權統治,為這塊土地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慢慢走向開放,順利地從集權的此岸渡到自由的彼岸。

在思想解嚴後,為台灣帶來更多元的創新與創業精神。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早期「儲存」在美國的學術、產業人才,紛紛回國。最早進入美國大型公司擔任高階領導人的張忠謀就是在那樣的時空背景,辭掉高薪工作,回來擔任工研院院長,之後再創辦台積電,為台灣創造了半導體產業。在人才匯流後,台灣也進一步拉升了在世界的高度,於是,一個全新的科技王國崛起,台灣從一無所有來到了各行業百家齊放的盛世。

機會背後的危機

緣於以上的幾個背景因素,相互撞擊出台灣進步的火花。過去數十年,我們成功提升經濟、教育水準與民主風氣的開放;可是,回過頭來看,在機會雲朵降臨的同時,也讓台灣埋下了潛在的危機。

任何事都是易放難收。舉例而言,現行許多社會福利都是建立於經濟全盛時期的思維,當經濟水位持續下降,我們根本無法負擔現實支出,加上台灣二十年來安逸於成就,失去了產業政策,無法再創另一波成長高峰,致使過往的福利成為現今的負擔,像瀕臨危機的健保制度、出生率不斷創新低卻大學泛濫、軍公教人員薪資高於平均水準,導致人才一窩蜂往公部門擠⋯⋯等問題。

我記得在經濟全盛時期,即使木匠、板模工人的日薪高達三、五千塊,都還常常找不到人工,缺工程度非常嚴重。很多原住民都是在那個時期來到都市,當年政府為軍公教人員加薪、提供優惠制度,是因為他們的薪水遠低於社會平均水位,但是,當經濟水位繼續下降,驟然之間,公務員、老師的薪資水準冒出於水位之上,從鐵飯碗變成金飯碗,讓許多人爭著做軍公教、警察,但這動機並不是為了興趣,而是求一份經濟保障。

讓我更感到焦慮的是,民主固然讓台灣走向自由與開放,但大量的教育、媒體,並沒有為社會帶來對等的質化提升,反而讓我們更走向粗俗,於是乎年輕人到學校,學到半套民主,學會了權益、抗爭、自由、自主,卻沒有思辨能力,也不再擁有當台灣還在一無所有的年代,那種為自己負責、關懷世界的危機意識,使命感當然也隨之淡化。

全面反省時刻來臨

我也憂慮著台灣產業的傾中現象。當所有的產業都往中國靠攏,過去幫助我們走向世界偏遠角落的精神消失了!台灣人才因為與中國沒有語言隔閡,大量移往對岸,我們的國際化大幅度衰退,學校教育內容冗缺、鬆散,加上進大學比以前容易太多,學生沒有競爭壓力,缺少了磨練與拚勁。我認為,整個社會來到了必須全面反省的時刻,社會的價值觀也要重新被檢討。

嚴格說來,台灣缺乏了省思的力量。我們順利度過從戒嚴到民主的這條湍急河流,台灣的每一個人,可以一人一票決定共同的未來,那真的不簡單!反觀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沒有經過流血、而能走上民主之路者無幾,所以這是台灣很重要的一項奇蹟!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過了那一條河流之後,居然就停止不前了!我們擁有了權力、擁有了自由,卻不善用這樣的權力,讓它變成能使社會更加進步的動力。

當我們得到了民主以後,我們應該要更珍惜它,用更文明的態度去面對弱勢,用更理性的態度去分配資源,可是我們缺乏這樣的動力與反省。現在看到社會、媒體、政治亂象,與其怪年輕人不爭氣,不如說嬰兒潮這一代的我們,沒有給他們良好的身教示範,大家並沒有珍惜並做到民主的最基本條件,那就是你必須同時尊重別人,而且要維護好不容易得到的資源進行合理分配,避免貧富差距拉大。

我們這一代更要檢討,如果我們曾經在苦難的過程讓這個社會成功,自己在經濟上也得到相對的安定,這個時候,必須檢視當時在經濟水位最高時所訂的社會福利制度,以現在的政治氛圍,除非選民能夠反省,否則是無法改變。

當我們容許媚眾政治人物仍以虧損、負債的狀況,耗費不當的資源,我們必須自覺這不是在討好選民,反過來是在耗盡下一代的存糧;當我們氣憤政治人物的行舉只著於眼前,不放遠未來,我們也要覺醒,在行使了民主權利選了這些人之後,我們自己連帶也要負起監督的責任,讓政治人物在選舉壓力下改變。

不比經濟排名,要比文明力量

年輕的一代也要認知,大陸是我們的鄰居,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瞄準大市場的機會無可厚非,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就像墨西哥、加拿大一定要跟美國做生意、西班牙一定要想辦法跟歐洲往來的道理相通。但是,市場學講求分散風險,也是個人、企業、國家得以永續生存的重要關鍵,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國家是充滿危機的,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年輕人必須清楚認知到我們已經面臨這樣的危機了!要讓自己能夠跳脫負面情緒的宿命,政治的發展遠遠超越我們可控制的範圍,但是面向大海,走向世界卻是我們這一代要協助你們勇敢面對的未來之路。

我希望看到的未來台灣,不必去跟周圍的國家比較。如果從自由、民主、教育的角度來看,其實在華人的社會中,我們的自由跟文明已經是第一名了!台灣不用跟別人比經濟排名,我們就像北歐小國,就是亞洲的丹麥、瑞典、荷蘭,瑞士,這些國家人口沒有一個比台灣多,他們也不一定是最會賺錢的國家,但他們重視創新、品格及偏鄉教育,同時努力發展人類文明的精神領域。

我們甚至可以是另一個文明的典範。比如,在宗教上,台灣已經從迷信、自保,走向更深化,讓心靈沉澱的境界,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變成華人社會的心靈力量?人類最終要走向voluntary simplicity(自願的簡樸單純),這是一種就算有錢,仍舊選擇過自願性簡單生活,減少慾望,不去浪費社會資源,追求向上提升的人生態度,然而,這必須需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與人文素養來支持這樣的價值觀。如果用這樣的角度而論,我們的內涵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沒有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資源,我認為,台灣嚴重缺乏對的價值觀。

什麼是對的價值觀?就是說自己足夠了就好,而不是非拿不可;有能力自己負責的事,政府不必為我負責。譬如過去引起爭議的老農年金,其實真正的老農只有50幾萬人,結果有140多萬人登記,因為有很多人原本不是農夫,只是買了一塊地,就變成老農,炒地皮的人還拿政府的補助。

改變起點就在覺醒之際

改變的力量就在每個人的手中,一個成熟的、有文明素養的選民是現代民主的社會基石。當所有的政策、政治人物的行徑其實都在投選民所好時,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當然也就能引導社會往對的方向走,別忘了,我們是擁有民主權利的公民,更是要負起監督責任的選民。

最後,我想告訴台灣的年輕人,在我們那個一無所有的時代,與你們這個需要覺醒的年代,雖然身處不一樣的客觀環境,卻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是改變的起點。

至於我,一個生命走向黃昏的人,我知道自己能夠產生的影響已經無法與主流社會做更多的抗衡,唯一選擇的就是在偏鄉,從教育開始,重新帶著一群天使夥伴,跟一些認同理念的企業家,共同為台灣來打造一個改變的力量,雖然身處的是一片黑暗的環境,但是我已經看到遠方的燈火、希望的燈光。

如果,在我們這個一無所有的世代,都能創造台灣的黄金年代,相信,重新覺醒後的你們,必定能夠打造出一個更真善美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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